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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被民谣唱过,我的城市就落伍了吗
2022-12-06

作者:谭山山 来源:《意林》

民谣歌手是流浪者,是歌者,是诗人,也是城市的塑造者。

他们吟唱的,是城市的呼吸,是对异乡人的怜惜与慰藉。

他们点亮了一个地名,催生了一种欲望,击中了一种情绪,能轻易和你产生共鸣,也会在你伤口上撒盐,压得你喘不过气。

远方之愁、情爱之殇、离别之痛、孤独之惑,让城市和民谣一再相通、共鸣,相互成就。

没有一首歌能一言以蔽之地说清一座城,但你仍会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一座城。

城市民謠让人们获得了集体认同

一首《成都》的爆红,让网友们兴致勃勃地玩起了接龙游戏,那就是列举那些歌唱本城的代表歌曲(当然最好歌名中嵌入城市名):

北京有汪峰的《北京北京》、信乐团的《北京一夜》、好妹妹乐队的《一个人的北京》;上海有顶楼马戏团乐队的《上海童年》;香港有陈冠希的《香港地》;广州有《石牌桥》;

南京有李志的《你离开了南京,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》以及《热河》《山阴路的夏天》;杭州有李志的《杭州》;郑州有李志的《关于郑州的记忆》;

大理有郝云的《去大理》;丽江有赵雷的《再也不想去丽江》;拉萨有郑钧的《回到拉萨》;西安有马飞的《回西安》;等等。

歌手们(尤其是民谣歌手)喜欢歌唱城市,因为城市就是他们所生存的水土。这个说法来自歌手周云蓬,他表示,对歌手而言,“过去的水土是你家的河流山川,现在的水土是你居住的城市”。

乐评人耳帝评价赵雷的《成都》:“它听起来甚至不像新歌,而是像上世纪80年代末流行歌的还魂。”耳帝说,赵雷有80年代情结,写这样一首歌并非赵雷刻意模仿的结果,但《成都》能引起大范围的共鸣,在于它所呈现的情感,以及它的曲调。

英国流行音乐研究者、曾担任水星音乐奖评审团主席的西蒙·弗里斯在《迈向民众音乐美学》一书中认为,音乐具备两种社会功能:“提供一种方式,使我们得以处理我们公开的与私密的情感生活之间的关系”“形塑公共记忆,组织我们的时间感”。

他还指出:“好的音乐是某种东西的原真表现——一个人、一种观念、一种感觉、一种共享的经验、一种时代精神。”还可以加上一样东西,就是世界观——李志说过,他的歌表达的是一种世界观。正是城市民谣所表现的公共记忆和共享经验,让人们获得了集体认同。

民谣成了当地的“城市宣传曲”

作家丹·布朗被戏称为“旅游大使”,因为他每出一部著作,就相当于为书中写到的城市做了巨大的宣传,比如《达·芬奇密码》之于巴黎、《天使与魔鬼》之于罗马和梵蒂冈城、《失落的秘符》之于华盛顿、《地狱》之于佛罗伦萨。

人们希望跟随书中男主角兰登教授的脚步,到这些地方来一场主题游。确实有数据显示,丹·布朗的这些畅销书为当地带来了大量游客。

同样道理,上文所列举的这些歌唱城市的歌,无形中成了当地的“城市宣传曲”——尽管这并不是创作者的初衷。而且,城市民谣对城市形象的提升效应是显著的。

以成都为例,“成都,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”这句城市宣传语,就没有赵雷《成都》中的表述来得文艺:“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/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/你会挽着我的衣袖,我会把手揣进裤兜/走到玉林路的尽头,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”

所以那些找不出代表“城市宣传曲”的城市的居民,不免有失落感。自媒体作者“阿富汗奸细”在《你的城市,有人歌唱;你的城市,无人歌唱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有点羡慕那些有人为之歌唱的城市,或者说羡慕那些城市里的人。感觉哪怕是作为一个群体被书写下来,也会在那个城市里留下印记。”

那么,到底什么样的城市值得歌唱?这个问题需要区分两种人群:

对于本地人来说,城市再小,只要收纳了自己的记忆,就值得讴歌,比如《来到西固城》的例子。因此,每座城市都值得歌唱。

对于外地人来说,那些有吸引力的城市、能包容野心与忧伤的城市、让人有梦的城市,也就是“有故事的城市”,更值得歌唱。嗯,所以北京就是公认的“有故事的男同学”?

但城市民谣毕竟不是体量宏大的小说或电影,它所能承载的,无非是创作者的私人情感、城市记忆片段,而不承担反映残酷现实的责任。

换句话说,这些歌唱城市的民谣,是自带情感滤镜的:歌手带着个人滤镜去感知城市,听众同样带着个人滤镜,再通过歌手的观察去感知城市,也就是说,他们看到的,是双重滤镜下的城市。这当然谈不上客观,很多情况下是一厢情愿的。

一位匿名用户在网易云音乐的《兰州兰州》页面上留下评论:“未去过兰州,未吃过拉面,但丝毫不影响我对兰州的向往:仿佛午夜那真的羊群迎着刀子,走向肉铺;仿佛那里才可大口喝酒、大块吃肉;仿佛那里的人随时可以和人拼刀子……在这个意气渐消的年代,兰州是不是最后一个未被攻破的城门?”

有人回复道:“不要抱太大的希望,城市总是千篇一律的,不一样的是人心。”

确实,中国城市的现状是:城市建设千城一面,一样的高楼大厦,单看照片根本分不清这是哪座城市;市民为各种问题焦虑——越来越不能承受的高房价,孩子的教育问题(“清华毕业买不起学区房,教育的意义在哪儿”),对单身人士的恶意,等等。

所以,尽管好妹妹乐队的《一个人的北京》所描述的北漂的苦被认为是一种“撒娇”,但还是有很多人感同身受。

或许,理性的态度应该是:不仅仅沉湎于在城市民谣里找慰藉,而是正视城市的真问题。

(刘振摘自微信公众号“新周刊”图/关节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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